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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卫报》6月26日文章，原题：糖是如何成为社会弊病的替罪羊的？ 21世纪初，“肥胖之战”迎来了新的魔头——糖。伴随经济下行在内的种种因素，象征着贪婪、懒惰、罪恶和享乐的糖成了绝佳的替罪羊。

英国糖分调查组织于2014年宣称，“糖是新的烟草”，这再一次巩固了其在公众心目中作为亚健康和肥胖症最大诱因的地位。自此，糖成了出现在各大报纸、科普读物、自助手册、国家和国际政策中的高频词汇。随着英国2016年宣布将对软饮行业征收税费（“糖税”），有关糖的讨论声达到了峰值，并一直持续到新冠肺炎疫情时期。

对脂肪和糖的道德恐慌带来了对肥胖身材长期的口诛笔伐，但这种运动是失败的。“肥胖之战”关注的是个人的功过和意志力，但由于有效公共健康政策的失位，其预期的目标难以实现。对个体问责的叙事模式符合多方利益。关注每个人的啤酒肚和言行，可以在政治上掩盖公共服务的不足。对右翼评论员来说，这意味着又有新的角度可以为英国社会脱罪了。2015年8月，《每日电讯报》评论员菲利普·约翰斯顿呼吁那些“穿着大尺寸休闲裤、顿顿不离比萨和可乐”的人为糖税正名。在经济不景气的当下，将经济和饮食选择联系起来的现象仍然存在。

过去在困难时期，我们被要求“勒紧腰带”；而面临如今的危机，我们又要对糖分精打细算，做控糖运动下“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但我们应该警惕这其中存在的误区。首先，将食物简化为营养成分和预期效果会消解饮食丰富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因此简单地将食物区分为“好”或“坏”是不对的。同脂肪一样，糖的危害也被过分简化了，针对单一营养成分展开的公共卫生活动，无法涵盖饮食及其对身体影响的复杂性。

其次，对食物的讨伐等同于把枪口对准了它的受众，而抵制某种食物的风气也等同于对受众的污名化。对人们体形或饮食偏好的污名化只会带来伤害，这是公认的事实。有肥胖组织认为，体重羞辱会带来心理、行为和社会影响，世界肥胖联合会则将其与缺乏治疗、饮食混乱和压力疾病联系起来。对糖和脂肪的妖魔化披着齐心协力的外衣，本质上却是对弱势群体进一步的迫害。

第三，食物离不开性别属性。伴随来自健康、关爱和家庭层面的期望，饮食的类别、地点和方式不可避免地存在性别属性，使女性面临社会责任和羞辱层面的不公。人们认为，女性更容易沉迷于糖分带来的快乐，这使她们的身体面临更多的关注。有专家指出，女性更容易被精加工的碳水诱惑。也有专家称，男性只需几周就能走出“戒断反应”，而女性则需要几个月的严格自律，谨防反弹，才能实现糖分戒断。

此外，女性想要实现每日的减糖任务，需要在饮食上付出更多的努力。她们会更多地被要求为了家人采取控糖措施。对糖的关注使人们聚焦在食物选择减少的现状，而模糊了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问题。举例来说，对于生活在温饱线附近的人们，喂饱饥饿的孩子、不造成浪费，已经是最好的健康关怀了。不断将糖的问题摆在台前，不仅扭曲了这种关怀的含义，更是对贫困问题的去政治化。这种政治性的遗忘不仅剥夺了最弱势群体的交流权利，还强迫其为这些损失买单。

糖分之战并不是终点，对肥胖的讨伐正迎来新的形态：超加工食品。随着有关超加工食品的书籍、文章和政策的激增，控糖的前车之鉴提醒我们，不要忽视弱势群体面临的社会不公和生存困境，因为当食物成为敌人时，他们受到的影响也最严重。

（作者凯伦·施罗斯比，华泽勋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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